4月12日，世界银行发布了中国一季度经济季报，其中提到，2008年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为45%，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稍高于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较之澳大利亚、美国的平均税率则超出近一倍。世行建议中国下一步要大幅降低劳动者税率，比如政府应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同时将社保缴纳占工资的比例下调。世行报告再度引发中国税负高低之激辩。

    个税和社保刨去大块收入

    世行报告中，劳动者平均税率(税楔)是计算税负水平的主要依据。根据报告，中国正式部门劳动者的平均税楔近45%，不仅超过欧盟15国水平，也远超包括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

    所谓劳动者平均税率(税楔)，指的是雇主实际负担的劳动力成本和雇员实际税后工薪所得(含政府福利项目取得的现金收益)之间的差额，其算法为(总劳动成本–净工资收入)÷总劳动成本。总劳动成本和净工资收入之间的差额，涉及个人所得税，也涉及社保费等内容。

    世行报告认为，中国目前居民收入低，还不只是在总量上，实际上在缴税以及缴纳社保费用等方面，居民的负担水平也很高。

    我国个人所得税自去年9月1日调整后，由原来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改为七级。其中，中国内地个税免征额由2000元上调至3500元，最低一档税率由原来的5%下调至3%，这些减少了中低收入阶层的个税负担。但也有部分群体个税在增加，譬如最高税率45%的纳税群体，由原来应纳税额10万元以上，扩充至8万元以上。

    目前，我国社保缴费包括“五险一金”，即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这些虽不是法定意义上的税收，但具有强制性。在我国社保费征收主要由税务机关负责，采用代扣代缴方式，是一种准税收收入。

    居民缴纳社保的费用，一般达到居民收入的40%比重。个税加上社保缴费，刨去了劳动者工资收入中的一大块。顾永波在上海惠民贸易有限公司任部门经理。去年，老板平均每月花在他身上的人力成本为9220元，其中包括工资、车补、通讯补贴、奖金等。但他每月实际到手只有5500元左右，这还是公司帮他代缴了个人所得税和个人应付的公积金部分之后。“企业是以职工的全部收入为基数缴纳社保费，公司缴37%，个人缴11%。就这样还容易引发矛盾，员工觉得到手才五千多，嫌少，公司实际上却花了1万元左右。”公司的老板杨利平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世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认为，由于个税累计税率高与社保缴费的基数高，这导致了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太高。“比如最高收入人群的个税税率为45%，再加上其他缴费，包括雇主和雇员缴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失业保险，最后公司所支付的费用与这些人拿到的薪酬差距很大。”

    社保缴费率名义上很高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顾永波那样全额缴纳社保费用。“社保缴费如果缴全的话，确实会占到收入的40%以上。但很多单位并不按照员工的实际收入缴费，而经常会采用一些变通的手法，比如把工资分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职务工资等好几档，灵活采纳缴费基数，一般把工资单上前两项或三项相加，这就大大低于实际收入，有时候甚至到不了社会平均工资。这样一来，社保缴费负担就大为降低。”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在上海一广告公司任职的蔡娟，每月收入可达7000多元，但公司却一直按她工资单的前两项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之和为基数，为她缴纳社保。“这两项加起来只有2500元，还到不了去年上海的社会平均工资。”蔡娟称。

    事实上，我国社保缴费基数有上下限的规定，最低不能低于上年度全市平均工资的60%，最高不能高于300%。“以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一般是针对低收入劳动者，比如说农民工，可能连平均工资还没达到，于是设一个最低线。问题是很多企业里，工资管理不太规范，对很多员工都按平均工资的60%来缴。当然，缴费也有封顶线，因为这是与社保挂钩的，社保待遇也有封顶线。”张车伟称。

    据张车伟估算，目前社保实际缴费费率也就在百分之十几。“根据去年总工会的数据，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2005年是36.7%，总工会指的应是工薪收入占GDP的比例。去年若仍维持这个比重，工薪收入则大概有15万亿元，而社保所有收费每年约2万亿元，算下来也是百分之十几。”

    “我国的社保缴费费率名义上偏高，但实际并不高。这就造成社保缴费费率一时难降低。这就出现一种很滑稽的状况，看起来这么高的社保缴费费率，但社保水平还很低，不相匹配。这是一种制度的扭曲，很不正常。”张车伟表示。

    社保高缴费有历史原因

    对世行报告所提的“劳动者税率”这一概念，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群义感觉比较陌生。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国际劳工组织有个人工成本附加费用概念，即雇主为劳动者支付的费用。采用较多的概念是劳动者个人的应得收入和实得收入。这个劳动者税率概念，我没看到过哪个劳动组织采用。”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多了一个分析收入分配状况的指标，从这一点上，我对此表示赞成。”

    不过，对世行报告的说法和计算结果，苏海南认为不太准确。“社保缴费和税还是有区别的，不能简单地定义为税负，因为社保缴费最后还是要回到劳动者的口袋的，只是延期支付而已。将这块界定为税负，我觉得概念有一些模糊。并且据此得出结论，说中国劳动者税率世界最高，也不太客观，失之偏颇。”

    此外，苏海南告诉时代周报：“我国企业的社保缴费比例确实是比较高的，这有其特殊原因。因为我们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以前又没有实现社保制度，因此我国社保缴费的欠账相对比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就大很多。出于无奈，就用较高的相当于工资总额的比例去让企业缴费，这对企业特别中小企业是一种很大的压力。但现在暂时也没有太多的办法。这种费率可能还要维持一段时间，今后随着财政收入的继续增长，政府将有能力拿出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因此，今后应考虑把社保的缴费费率逐步合理地下调。”

    不过，以企业和个人高缴费来补历史欠账，在上海资深投资顾问林端方看来，“社保欠账不是老百姓和企业欠的，是财政欠的。我国社保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拷贝智利模式，实行统账结合，但智利的历史欠账，是由政府发债券逐步偿还的。我国现在都让企业和劳动者承担，显然并不合适。政府不能老是盯着老百姓和企业的口袋，这种观念要改变。而且财政不是没钱，是有钱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研究培训中心下属的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近期调查发现，2012一季度企业成本持续上升、社保税费负担依然较重，50.3%的企业认为社保、税费负担过重，比2011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

    “社保缴费真的太高了，是企业不能承受之重。”杨利平也表示。

    高个税引发逃税冲动

    为降低过高的劳动者税率，世行报告建议，可降低居民收入中用于社保的缴费，另外降低居民的个税税率，同时引进房地产税等新税。

    “实际上中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对于整个税收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只占5%左右，而提高个税起征点，其实也意义不大，因为现在缴纳税收的人只有20%左右。”韩伟森说。在此状况下，降低居民的个税税率，便成为更实际的选择。

    “我国个税的边际税率是45%，显然偏高了。”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告诉时代周报。“高收入群体的逃税动机就比较强，因为税率达到百分之四五十，人们就不愿意交税，千方百计地逃税。而且收入高到这个程度，逃税一有动机，二也有方法。这是维护个人收入、财产的一种本能，这就使得过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实际征收效果并不好。”

    李炜光建议，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在30%、35%就足够高了。“企业所得税是25%，个人所得税也不要距离太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高税率对应高福利，富人多交税也无话可说。但中国目前的税率跟福利的关联度并不大，所以高收入阶层的逃税意愿就很强烈。”

    去年9月起实行的新个人所得税制，也使得应税额9000-20000元的群体税负增加，由20%上涨到25%。在李炜光看来，中等以上收入人群税负增加，不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

    但在苏海南看来，世行建议降低个税税率没什么道理。“个人所得税是调节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的，我们现在提高免征额，九级改成七级，中等偏低收入以下的人基本没有个税压力了，中等以上收入的人要多交税，这恰恰起到调节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要是去调节税率，穷人不交税，富人也少交点税，这不是又把能缩小的差距给拉大了？”

    孙群义则建议，可以考虑取消住房公积金，用这个方法来减少缴费。“住房公积金现在已经失去意义，既没有用于职工的住房，缴纳以后又在不断贬值，到了可以取消的时候了。”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与OECD成员国相比，中国个人所得税与社会保障缴费在GDP的占比都比较低，但劳动者税率较高。

    此前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居民工资占GDP份额，在1995-2006年间从59%逐年下降到47%。而在经合组织(OECD)的国家，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1978-2008年，大部分国家基本上都在60%以上，高时达到90%。

    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事实上，不同的研究者按不同口径计算出各种数据，从8%到近50%，各说纷纭。苏海南告诉时代周报，据他测算，1992年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曾达到过54.6%，近几年出现了下降趋势，工资的增速没能赶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速，现在大约在49%左右。“如果到达55%-57%，这个水平是可以的。现在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起码应不低于1992年曾达到过的占比。”

    说到底，想方设法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才是减轻劳动者税负、提升劳动者收入的根本途径。